九江股票配资 吃肉和自信：为什么福泽谕吉大力倡导日本人“多吃肉”？
早前一段时间九江股票配资，张文宏主任因为一句“多吃肉少喝粥”上了微博热搜，甚至被一些人扣上了“崇洋媚外”的帽子。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好奇了，“吃肉”和“西方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
老实说，“吃肉”还真是一度被视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这一认知并非出现在中国，而是在我们的隔壁——日本。更为有趣的是，最早大力提倡日本人“多吃肉”的，正是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古代日本人“不吃肉”？福泽谕吉号召日本人“多吃肉”的动机是什么？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聊聊。
日元上的福泽谕吉
1）为什么古代日本人不吃肉？
需要指出的是，自7世纪末至明治维新之前的19世纪中叶，在日本人的餐桌上，几乎看不到我们常见的“硬菜”。因此，不少人（比如我）总会开玩笑地说，“近代日本人之所以身材矮小，就是因为不吃肉”。
明治维新的几个领导人：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看上去身高确实比较有限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日本人不吃肉？学界普遍认为，这一习惯与佛教的“不杀生”戒律和古代日本文化中的“秽”观念，有着很大的关系。
1）“大口吃肉”与佛教理念的冲突
公元6世纪中叶，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在7世纪中叶，佛教已经在日本列岛颇具规模，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享有“镇护国家”之教的特殊地位。
众所周知，佛教虽有各种宗派，但对修行者的言行举止和内在修养等环节，普遍都有着很高的要求。其中，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为主要内容的“五戒”，便是典型的代表。
根据“五戒”的戒律，“修佛者”不可饮酒、不可吃肉。换言之，在佛教大行其道的古代日本，“大口吃肉”是一种“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行为。
日本奈良大佛
2）崇佛背景下的“官方禁肉令”
公元675年，对佛教极为虔诚的天武天皇（约631—686），干脆下令“全国禁止肉食”。具体而言：
牛、马、狗、猿、鸡等禽畜，均被列入“禁食”之列；
狩猎捕鱼者不可设置陷阱，不可用投枪或各种机关来获得捕猎物；
在每年的4月至9月期间，不可设置水中阻拦物（旨在保护鱼苗）。
当然，在山林中捕获的野生动物以及在河海湖泊中捕捞的鱼类，并不在禁止的行列（“莫食牛马犬猿鸡之肉，以外不在禁例”）。由此可见九江股票配资，这一时期的日本人，至少可以靠“多吃鱼”来“解馋”的。
建于天武天皇9年（680）的药师寺
在圣武天皇统治时期（在位期间：724—749），是自然灾害和疫病（天花）的多发年代。好在他处理得体，因此并未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成为了极其虔诚的佛教徒。因此，在他积极营建佛寺的同时，相继颁布了更为严格的“禁肉令”，
公元737年，他下令禁止屠杀禽兽，不过效果甚微。
公元743年正月，他再一次颁布诏书，规定“自该正月十四开始的七十七日内，禁止杀生并严禁一切肉食”；
见收效不如预期，公元745年9月，他第三次颁布诏书，规定“在三年内，禁止天下捕杀一切禽兽”。
至此，普通日本人几乎没有什么“解馋”的机会了。
圣武天皇画像
简言之，从7世纪后半期开始，几乎历代天皇都会下达“禁肉令”。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8世纪中后期，“捕杀动物”逐渐演变为血腥、残暴的代名词，“禁止杀生”成为了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定例，“吃肉”被视作粗鄙、野蛮的行为。
除了偶尔出现的飞禽（按照“日本惯例”，飞禽不是肉食）之外，肉类食品已经从王公贵族的食谱中尽数消失了。
当然，居住在山林地带的极少数普通百姓们，也会偷偷摸摸地猎捕野猪、山鹿等野生动物“解馋”。不过，以耕牛为代表的家畜，是绝不允许食用的。
奈良时代（710—794）的日本贵族
3）“秽”与“大口吃肉”的冲突
另外，在日本本土的神话体系中，一直存在着以血污为代表的“秽”的思想萌芽。伴随着佛教“洁净”、“神圣”观念的传入，这种以杀戮为代表的“秽”的思想，其内涵有了一步的深入和延展。
具体而言，“秽”不仅会玷污人的身体和心灵，还会扰乱、污染社会共同体的秩序。因此，以狩猎者为代表的“遭受污秽”的人，如果没有通过“禊”和“祓”的仪式“洗净和净化”，是不允许参加重大的祭祀活动。
一言概之，从7世纪末以后，肉制品几乎很难进入日本上层社会的“法眼”。普通百姓固然可以偷偷摸摸地吃肉，但鉴于捕获量极为有限。因此，至少在明治维新（1868）之前，绝大多数日本人已经没有了“吃肉刚需”。
平安时代（794—1192）的日本贵族
2）为什么福泽谕吉倡导“多吃肉”？
实际上，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伴随着基督教的传入，食用牛肉的现象在日本的西南地区大有“燎原之势”。不过，伴随着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开启，“吃牛肉”之风迅速偃旗息鼓。
1）要不要“多吃肉”，是个纠结的问题
黑船事件爆发后，美日两国于1854年签订《日美亲善条约》。不久，幕府先后与英国、俄国、荷兰等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通商条约。至此，延续了两百余年的“锁国政策”，彻底宣告崩溃。
浮世绘中的佩里与美国海军军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迅速在日本列岛流行开来，其中就包括了以“吃肉”为代表的“西方饮食文化”。
不过，鉴于思想和制度上的长期禁锢，日本的上层人士们，依然对“吃肉”一事，持有保留甚至是抵触的态度。
看到这么多人“冥顽不化”，一直倡导“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马上炮制出了所谓“食肉说”，即“号召所有日本人，必须养成多吃肉的习惯”。在今天看来，他无疑是个“异端”般的存在。
2）福泽谕吉的“文明观念”
实际上，在明治维新正式开启之前，他就有过三次“留洋经历”。
1860年，初学英语的他，作为被派往美国的使节团成员，第一次抵达美国；
1862年，他作为遣欧使节团成员，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普鲁士、荷兰等欧洲诸国；
1867年，他作为军舰接受委员，第二次访问美国，并购买了大量英文书籍。
三次留洋经历，让他深切感受到了日本与欧美强国的全方位差距。同时，他敏锐意识到，一直抗拒西方文明的中国（清朝），即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于是，他决心引导日本人主动向欧美强国看齐。
乌德勒支大使馆前的访欧团成员，左二为福泽谕吉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该如何向“西方看齐”？福泽谕吉认为：
（西方）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具体而言，思想、观念、意识属于“内在的精神”，衣食、（西洋）器械乃至政令法律均属于“外在的文明”。“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精神难求，（日本）要想迈入文明国家行列，必须先苦学其内在的精神”。
因此，他一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思想启蒙”上面。数据显示，截至1869年，他先后撰写并出版了《西洋事情（1866）》、《掌中万国一览（1869）》、《世界国尽（1869）》等著述。进入70年代，撰写了论文集《劝学篇（1871—1876）》以及《文明论之概略（1875）》等著述。
《文明论之概略（1875）》的封面
但需要指出的是，福泽谕吉频繁强调“内在精神”，并不代表他对“（欧美）外在的事物”持无视态度。
实际上，早在1867年，他就以“片山淳之助”之名，撰写了一本名为《西洋衣食住》的小册子，对西餐的餐具、欧美人的用餐方式以及红葡萄酒、啤酒（麦酒）等“西洋酒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西洋衣食住》内页
3）“多吃肉”与“民族自信”
需要指出的是，福泽谕吉对于肉制品的推崇，主要是出于对其高营养价值的深度认可。“西洋诸国之所以强大，原因之一就是西洋人种强壮高大”，“西洋人种之所以强壮高大，在于他们合理的肉食和乳制品食物构成”。
在他看来，日本要想实现“富国强兵”，首先要保证国民拥有强健的体魄。要想造就国民的强健体魄，首当其冲就是“多吃肉”。
明治维新，让日本快速“起飞”
1870年，他不幸患了一场肠菌痢，身体迅速消瘦。不久，东京的一家畜牧公司，向他提供了牛奶，使之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恢复了健康。
痊愈之后，他特意撰写了一篇题为《肉食之说》的短文，“理直气壮”地号召日本人“多喝牛奶多吃肉”：“古来我日本国从事农业，人们的日常食物为五谷，而鲜有肉类。由此人身营养偏于一方，造成日本人的体质羸弱。从今以后，应开牧牛羊之法，食其肉，饮其乳，以补日本人的营养之缺。”
紧接着，他对佛教“五戒论”和传统的“污秽观”，发起了极为强势的攻击：“人们常以为肉食乃污秽之物，并生厌恶之情。….但是牛与鲸相比，何者为大？为何对于猎捕鲸鱼并食其肉的现象并不觉得怪异？ 抑或有人见到屠杀生物的场景，觉得残忍不堪，那么活剖鳗鱼或割落龟首，难道并不痛楚？或许有人觉得牛肉牛乳乃污秽之物，然牛羊的食物皆为五谷草木与水而已，其肉之清洁无需多论。”
最后，他再一次重点强调了“吃肉”的重要性。“而今我日本国民缺乏肉食，乃是不养生的做法，因此而力量虚弱者亦不在少数。此乃一国之损亡。既然已经知晓其损亡，如今又知晓了弥补之法，为何不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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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应义塾大学校内的负责已经将雕像
1882年12月，他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吃肉》的文章。他认为，“欧美人心智的活泼，筋骨的健壮和体力的强大”的主要原因，主要是“食物的差异”：
“欧美人食用人类最富有滋养的禽兽之肉，而日本人则吃滋养不足的草实菜根，不喜好肉类。因此，即便在血气充沛的壮年，在劳动身心时也不如欧美人那么劲头十足。稍微上了年纪，体力大减，顿显老态，而欧美人即便满头白发，却依然脸色红润，年届七十而不必借助拐杖，其差异真是何止天壤之别！”
在文章结尾，他甚至“悲观”地表示：“日本人民躯干短小，颜色苍苍，如丧家之犬，在万国竞争的今日，实为国家之大患。倘若不迅速剪除旧有的菜食陋习并转入肉食的美风，一旦遭难，将会追悔莫及。”
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人要想“身体强壮，精神健旺”，就必须摒弃“肉食污秽”和佛教“五戒论”的观念，“大口吃肉”。在今天看来，这种寻求“身体强壮、精神健旺”的心理背后，无疑映射了他“跻身于世界文明强国之列”的迫切心情。
《时事新报》剪影
3）日本人的“吃肉之旅”
用发展的眼光看，福泽谕吉极力倡导“多吃肉”的背后，蕴藏着很深的“启蒙民智”的意味。具体而言，通过对日本人饮食习惯的改变，进一步拉近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的距离，旨在达到西方文明的水准。
当然，饮食习惯乃至国民的身体状况，并不能视为衡量文明水准的唯一标尺。但不可否认的是，福泽谕吉的“多吃肉”主张，在当时的日本各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实际上，一直力图“文明开化”的明治政府，早在1869年就允许海军将牛肉设定为营养食物。
1872年1月24日，在政府的安排下，时年20岁的明治天皇，决定在这一天“试食牛肉”，并通过《新闻杂志》等媒体进行了全方位报道。至此，延续了千年的“禁肉令”被正式撤消，日本民众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口吃肉”了。
不久，各级地方政府也相继颁布政策，鼓励民众“多吃牛肉”。当年4月，政府甚至颁布公告，准许僧侣可以吃肉、蓄发、娶妻——佛教徒恪守的清规戒律，被彻底掀翻了。
日趋西化的近代日本
囿于观念意识和经济水平的制约，在明治中期，日本人的肉食量不及欧美强国的零头。等到了明治后期，“大口吃肉”已经和穿西装、住楼房、说英语一样，成为了日本“文明开化”的显著标志之一，“大口吃肉”已经成为了各界的广泛共识。
在全民“大口吃肉”的大背景下，日本国民的身高也有了显著增长。数据显示，到了1914年，日本男性的平均身高已经达到了1.56米，“涨幅”超过了10厘米之多。
由此可见，日本之所以能成功走上近代化道路，并一度成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与“大口吃肉”还真的存在一定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