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的网上配资 1963年中国翻译在日本叛逃，因遣返一事，引得蒋介石大发雷霆
正规的网上配资
1963年10月，一个叫周鸿庆的中国翻译，在随团赴日参加会议期间叛逃到苏联驻日本大使馆。原本一个小人物临时性的冲动行为，却让日本政府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焦头烂额，甚至扰动了几乎整个亚太地区的各方政治势力。
1963年9月6日，应日本油压机械工业协会的邀请，中国油压行业组成了一个8人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和行业经验交流。44岁的周鸿庆作为日语翻译，随团参加了整个访问活动。
10月6日晚，东道主在东京巴莱斯宾馆举办欢送晚宴为中国代表团饯行。宴席中，酒过三巡的周鸿庆语出惊人，毫不掩饰地在日方面前流露出对日本繁华物质生活的向往及对中国生活艰苦的不满情绪。
碍于礼仪，席间的中国同僚们不好当着日本人的面说周鸿庆什么。回到下榻酒店后，同行的代表团成员也是室友的赵尔恭批评了周鸿庆的言论，并表示回国后要向周的单位领导反应他的这种不正确思想。
周鸿庆深恐回去之后会受到处分，躺在床上左思右想难以入眠。黎明时分，周鸿庆趁赵熟睡，悄悄从酒店溜了出去，乘出租车前往台湾驻日“使馆”。
不知是何原因，司机误将其载到苏联驻日使馆门前。此时，苏联使馆尚未到开门时间。情急之下，周鸿庆翻墙进入苏联使馆内，随后被使馆警卫人员拿下。而这一幕，刚好被东京警视厅一名警员看到。
层层上报之后，日本方面知道这下出了大事。东京警视厅麻布警察署署长一上班就亲自跑到苏联大使馆，要求引渡周鸿庆。
起初，苏联使馆方面蛮横拒绝商讨周的引渡事宜。随后，事件为各面方所知，苏联使馆外聚集了大批华侨和日本各界人士进行抗议。各方面压力之下，苏联使馆于10月8日凌晨将周鸿庆交给了东京警方。10月9日，东京地方检察厅裁决周鸿庆违反“入境管理法”，将其移交东京出入境管理局关押。
台湾方面得知此事后，于10月16日上午派出驻日“使馆”秘书吴玉良连同日本律师藤井五一郎会见周鸿庆。会谈中，吴玉良劝说周鸿庆以“政治避难”的理由对外宣称自己愿意来台，而台湾方面将给予优厚待遇。
同日下午，受日中贸易促进会委托的小田成光律师也会见了周鸿庆。周鸿庆称自己想留在日本，实在不行则可以去台湾，总之决不回大陆。小田告知周鸿庆，如果其想留在日本自己可以试着帮忙，但如果前往台湾，可能此后无法与家人联系。
周鸿庆听后，知道自己可能被台湾方面政治利用了，于是马上改变了主意，称想留在日本，或者去美国、泰国、澳门等等，不愿去台湾。临别前，周还请求小田律师帮忙活动一下，撤销上午给吴玉良和藤井的委托书。
10月21日，小田再次会见周鸿庆，并带来了一封周妻从国内写来的信。信中称：
“你一直未归，我和孩子整日以泪洗面。我想你大概因为没有过去的斗争经验，才会犯如此错误。但你要热爱祖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要保持坚定的意志，早日回国。”
小田律师带来的除了周妻信件，还有从大陆方面传来的口信：“早日回国，不会考虑给予处分；如不回来的话，与其去台湾不如留在日本；不会给你的家人施加压力；可以自由地与你妻子交流；请考虑自己的艰难处境。”
10月22日，周鸿庆再次会见小田律师时，提出留在日本，无论如何不愿去台湾的想法。影响周鸿庆最终态度的，不仅是小田律师带来的周妻信件和大陆方面口信，还有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吴普文的一番谈话。
吴普文是22日这天同小田律师一起会见的周鸿庆。吴一见面即语重心长地说：
“小周，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中国人啊。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怀着民族自豪和气概。你的事，我们既理解，又同情，但最终怎么解决，还是要你来决定。”
周鸿庆表示，自己出逃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起初仅仅是害怕被处分而已，没想到闯了大祸。事情闹到这个样子，自己也无脸回国见人了。
吴普文接着表示：
“对祖国和家庭的爱，咱们中国人都抱着同等强烈的热情。想我已经离开祖国二十年了，经历了种种痛苦和悲伤。每每变得心无斗志的时候，都会想起深爱的祖国，那个我父亲和先祖的国家。这些年我已经老了，健康状况也不行了，已经感到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死的时候，一定要死在祖国，回归祖国的土地。”
话说到这里，吴普文拉着周鸿庆的手，二人一同痛哭了起来。
吴接着说道：
“你说你此次行为没有政治目的，但是那些敌视中国、企图破坏中日友好的势力没有趁此机会利用你达到政治目的吗？”
周鸿庆连忙解释道：
“我没有去台湾的意思，我死也不去台湾。只是当时我的勇气不足。自从我被收容在此，台湾方面的人用扩音器对我进行欺骗和威胁，说我已经被中国政府定为反叛者，妻子也被强迫与我离婚……”
吴普文最后说道：
“小周，如果你愿意留在日本，我们华侨都支持你。然后，不管什么时候，还是回到祖国去吧。”
周鸿庆听后，点头表示同意。
10月25日，台湾方面代表吴玉良和律师藤井又提出想与周鸿庆会面，但被周所拒绝。26日，日本法务省入境管理局正式发布将周鸿庆遣返回大陆的命令。
事情到此，本该告一段落了。然而，身处台湾的蒋介石听到这一消息后愤怒不已，于29日电令驻日“使馆”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日本政府鉴于台湾方面的反应如此剧烈，在发放了遣返令之后，拖延发放周的出国许可，以期先将周羁留在日本，待与台湾方面商谈后再做定夺。
眼见回国之事被阻挠，从11月1日起，周鸿庆便以绝食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态度，即：“一定要回到祖国，如日本政府不允，则以死抗争。”
11月5日，绝食数天的周鸿庆身体已非常虚弱，日本政府乃允许担保释放，并将周送往东京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治疗。入院期间，周鸿庆又两次发表公开声明，强调自己想要回国的愿望。
在此期间，事件逐渐发酵。包括日本共产党、社会党、日中友好协会、东京华侨总会等32个政党和团体为周鸿庆回国一事到处奔走。压力之下，日本政府于1964年1月1日给周鸿庆发放了出国许可。
1月9日，周鸿庆从大阪乘坐“玄海丸”号轮船踏上回国之路。日本政府出动了百余名警察沿途护送登船，又用军舰一路护送至中国领海。3天后，周鸿庆抵达大连，包括中国红十字会、中日友好协会、中国机械工程协会多家单位领导连同周的妻儿在大连迎接。
当日，中国机械工程协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讲道：“尽管周鸿庆犯有错误，但他以爱国精神战胜了蒋帮的诱惑和威胁，毅然决然地进行了绝食斗争，终于胜利返回祖国怀抱，对此我们是满意的。他在行动中实际上已经改正了错误，对他这种热爱祖国和敢于同敌人斗争的行为，我们表示欢迎。原单位已经决定对周鸿庆进行宽大处理，不咎既往，不仅不给予处分，而且照旧录用，并保持原职原薪。”
至此，“周鸿庆事件”中周鸿庆本人的戏份已经杀青，但由此事件产生的影响却越发难以收拾。
早在周鸿庆还在疗养期间的1963年12月26日，台湾当局“外交部长”沈昌焕便对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后宫虎郎表示，如果周鸿庆最终被遣返回大陆，台湾当局将对日本采取严厉报复。
12月30日，当获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已经批准了周的出境许可时，台湾当局立即对日本政府发出强烈抗议，并召回了驻日“公使”、“参事”等高级官员。
1964年1月1日，周鸿庆正式拿到出境许可的当天，台湾本岛爆发了抵制日本的“五不”活动，即：不买日货，不说日语，不看日文书报，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广播。1月14日，得闻周鸿庆已经回到大陆之后，约20名激进分子甚至冲进了台北日本“使馆”进行打砸。
这就不禁使人要问：周鸿庆既非政治要人也非军事要人，为何台湾当局要对一个小人物是否来台如此在意，甚至不惜和日本闹翻呢？
周鸿庆来台，虽然几乎不会给台湾当局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但其潜在的“精神影响”和政治意义却是巨大的。
早在台湾当局刚刚得知周鸿庆事件发生之时，岛内便开始对周鸿庆进行炒作，称其为”反共义士”。炒作了那么多天，结果周回国了，国民党政府如何在台湾民众面下得来台？
自总统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对于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一直非常冷淡。特别是1962年的台海危机之后，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力下事实上放弃了“武力反攻”的计划，对大陆的策略也改为30年前对付红军的那一套“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可本来胸有成竹的“靠民主感召大陆人士来台，以期大陆政权自行瓦解”，却没有按想象中的剧本进行，反倒是“投共”的比“投台”的人更多。
一来为了给岛内还在幻想“反攻”的人士以信心，二来为了使民众、盟友（特别是美国）相信台湾国民党政权还是有能力有希望的，争取一两个“投台”分子过来再大肆宣传，成了当下台湾当局唯一能做也必须要做的事。
再说日本政府方面：自日本首相池田勇人1960年第一次组阁以来，日中关系开始逐渐趋于缓和。
1960年12月，池田首相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倍增计划”，预期到1970年日本国民收入将会较1960年实现翻番。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除了加深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外，那个拥有6.5亿人口的近邻，无疑是无法忽视的贸易对象。
1962年11月9日，日本通产省大臣高碕达之助与中方代表廖承志签署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因廖承志和高碕二人姓氏首字母，该备忘录又被称为《LT贸易备忘录》。该备忘录的签订，标志着战后中日经贸关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次年8月，日本仓敷株式会社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向中国大陆出售了整套维尼纶生产设备，并且其中的75%以年息6厘的贷款方式支付。这一优惠措施，与日本给予西欧国家的条件差不多。更重要的是，贷款由日本输出入银行提供，这意味着中日关系已由民间提升到至少是准政府间的关系。
正是在池田的推动之下，日本对东北亚各国的外贸总额之中对华贸易比例由1960年的3%，上升到1964年的20%以上。
因此，台湾方面强烈反对日本向中国大陆出口整套设备，就算退而求其次，台方也不能接受由日本输出入银行提供贷款的方式。双方就“维尼纶事件”展开一轮又一轮的交涉，关系闹得十分紧张。
一事未平，一事又起。1963年9月19日，池田首相在一起采访中对美国记者公开说道：
“……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依据，近乎幻想……”
此话一出，当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公开驳斥了池田勇人的讲话，并且紧急召回了“驻日大使”张厉生以表抗议。台日关系降到了冰点，大有“断交”之势。
好巧不巧，半个多月后“周鸿庆事件”发生，到此也可以大概理解为什么一个小人物周鸿庆的事可以引发台日之间如此大的风波了。
池田政府面对台湾当局政治上的抗议和经济上的抵制，并没有服软迹象，反而光速宣布了一系列针对台湾的反制措施。诸如：放弃从台湾进口大米转而向中国大陆发出购买意向；优先向中国大陆大量出口化肥，而非台湾；日本政府甚至放言去古巴购买糖以取代从台湾进口……
那么，台日之间最后又是如何收场的呢？
相信大多数人猜也猜得到了，最终出来“搓合”的就是美国。而整个事件中，美国的态度是最饶有趣味的。
起初，美国尽量避免过度卷入周鸿庆事件之中，先静观其变，而后根据日本政府的态度施加“微调”式的影响，原则是尽量尊重日本政府的政策独立性。
美国对日本政府的干预也仅限于1963年12月27日美国驻日公使爱默森会见日本外务省官员时，提出
“将送周回国的日期拖延数日以照顾台湾政府的面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便是上文所述周鸿庆虽被强制遣返，却迟迟拿不到出境许可的原因。
那么，美国政府为何如此“尊重”日本政府的政策独立性呢？
战后美国对日本政府的事事操纵，让日本民众日益不满。1960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不顾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在国会上通过了《美日安保条约》。随后，不满岸政府的日本民众发起了总人次以亿为单位的群众示威游行。虽然群众运动最终被镇压，《美日安保条约》也被强行通过和生效，但岸信介也不得不迫于压力而下台。此事给了美国政府一个警醒，即战后日本民众左翼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在涉及日本政府之事时不能操之过急，身段尽量要软。
至于美国政府对台湾方面，态度则完全不同。针对台湾朝野的强烈反应，美方给予更为强烈的压制，以一种近乎命令的态度令台湾方面执行美国政府的意愿。
1964年1月4日，美驻台“大使”赖特在会见蒋介石夫妇时强调：
“美国认为日本政府处理周鸿庆事件的措施是妥当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友好国家看到其在太平洋上的两大盟友（台湾和日本）关系出现破裂的话，那么台湾政权在他们当中的地位将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赖特的此番话语让蒋介石夫妇震惊之余又无法接受，二人随即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进行了一番批驳。但赖特并未改变态度，会谈不欢而散。
精彩的是，美国的态度在1月27日前后，发生了急剧转变。因为，1964年1月27日，全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中法建交！法国媒体《世界报》高喊：“两个具有独立性的国家走到一起来了！”
被誉为“外交核爆”的中法建交，其意义和影响绝不仅限于中法两个国家之间，篇幅所限不作详述。但有一点不得不提，中法建交让美国政府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彻底流产。因此，美国无法再坐视台日两方面继续争斗下去。
1964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访台。会谈中，腊斯克表示美日之间正在商讨如何阻止法国承认新中国一事，因此就需要台湾当局不仅不能在这个紧要关头拖日本政府的后腿，反而台方最好能同日本站到一起来反对法国接纳新中国。之后，台湾方面口头和事实上均遵从了腊斯克的建议。
1月26日腊斯克又紧急赶赴日本，会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但腊斯克此行却不同于前几天在台北一般顺利：大平正芳表示美国应当尊重日本的外交独立性，日本民众并不希望日本政府事事跟着美国意愿走。
腊斯克听后非常不高兴，他警告大平正芳美国政府不希望美日关系受到日本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影响。
尽管会谈之中，大平没有明确表示服从美国的政治意愿，但腊斯克的讲话不可能不给池田政府造成压力。同时，日本国内以岸信介、佐藤荣作为代表的反对势力则趁机给池田内阁施加压力，不久之后大平所称的独立性便看不到踪影。
1964年2月23日，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作为池田勇人的特使代表日本政府出访台湾，双方在“共同反共”这一方面达成共识，日台关系逐步恢复。
在周鸿庆事件发酵之初，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人物的一个临时性决定，会将如此多政治势力卷入在内。其中，尤以日本政府承受压力最重。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大平正芳表示自己简直成了“周鸿庆大臣”，三个多月中为周的事情东奔西跑焦头烂额。
“周鸿庆事件”这样一个政治乌龙事件，之所以能一波三折，与日本政府的矛盾是分不开的。从1951年旧金山媾和开始，日本政府便执行“吉田书简”中所说的“政经分离”政策。60年过去了，中国已不再是那个中国，日本还是那个日本。“政治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的“精分”模式正规的网上配资，不知还能玩多久？
